亲爱的〇〇：

今夜接着写给你。凌晨那封尚未送出，我又添了一封。你的新回信倒还没有到。

我翻出你先前那封谈论办案方法的信。你建议我把每个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纸上，钉到墙上，再用不同颜色的线将他们与证词、时间和线索连接起来。

我认真考虑了这个办法，并向诺兰要来一团红线。

埃利奥特推门进来时，盯着那面墙看了很久，问我是不是准备进行某种北方邪教的仪式。我告诉他，那只是你提出的一种办案方式。他随即表示理解，并且认为我的私人生活比案件更值得担忧。

我已经让他停止担忧了。方式很简单：我请他出去。

不过你的办法并非全无价值。将所有人的证词放在一起以后，有一件事显得格外突兀——在我来到赫汀庄园前，克莱门特的画像已被人从画廊里取下来。

十八年前，他从西塔坠亡。十八年后，卢西娅回到庄园，画像随即消失。如今，账册中最重要的两页也不见了。

一个家族可以不愿看见死者的脸，但如果他们恰好也不愿让人看见死者的钱，我便很难将两件事完全分开。

二月二十七日早晨，我在画廊里找到了诺兰。

他正在指挥一名年轻仆人擦拭银烛台，天还没有完全亮，窗外的积雪映出冷白的光，克莱门特画像原本所在的位置依旧空着。墙纸上留下一块颜色较浅的长方形，正中央是一枚黄铜挂钩，挂钩下方则有一道新鲜划痕。

“画像现在放在哪里？”我问。

诺兰回头看了我一眼：“在旧储藏室。”

“为什么取下来？”

“伯爵吩咐的。”

“什么时候？”

“二月十八日傍晚。”

正是卢西娅抵达柯林镇的那一天。

诺兰又叫住刚要离开的女仆。她记得十八日下午，花园侧门进来过一位蒙着脸的女客，问西侧画廊是否还通着，随后独自往里走了。她没看清脸，只记得灰斗篷的下摆被雨浸湿。

“为什么没有报告？”

“她说来取自己的东西，不必惊动伯爵。”女仆答道，“我以为诺兰先生知道。”

诺兰把这个误会记了下来，神情很像在登记一件损坏的餐具。

“伯爵病得很重，仍然会定期巡视画廊？”

“伯爵不需要亲自巡视。有人将画像的事告诉了他。”

“谁？”

诺兰将擦拭过的烛台递给仆人，示意他离开。年轻人显然很想听完我们的谈话，却不得不带着烛台走远，脚步比平时慢了许多。

直到他消失在转角，诺兰才回答：“塞巴斯蒂安先生。”

“他为什么突然在意一幅挂了十八年的画像？”

“那天傍晚，画像歪了。”

我抬头看向墙上的挂钩。

“于是你们把它扶正。”

“我们把它取了下来。”

“赫汀庄园处理问题的方式一向如此彻底？”

诺兰没有理会这句话。

“画框后面的衬布被人割开了。”他说，“塞巴斯蒂安先生认为，有人动过画像。”

“里面藏了东西？”

“我不知道。”

“你看过吗？”

“没有。”

“塞巴斯蒂安看过？”

这一次，诺兰沉默得稍久。

“他命人把画像送去了储藏室。”

这不是回答。但在赫汀庄园，人们已经习惯把沉默当作一种家族语言，甚至使用得比通用语更加熟练。

旧储藏室位于主宅北侧，过去似乎是孩子们的教室。墙边有一张低矮的书桌，桌面上刻有字母和歪斜的鹿角图案。几把蒙着白布的椅子靠墙堆放，克莱门特的画像则被放在最里面，正面朝墙。

诺兰取来钥匙，替我打开房门后并未离开。

“你担心我会偷走它？”我问。

“它很大。”

“这的确增加了偷窃难度，看来不能藏在外套里了。”

我掀开覆在画框上的白布。尘埃在光线里浮起来，诺兰退后半步，我终于看清了那个被埃弗里家族从墙上撤下的人。

画中的克莱门特很年轻，约莫二十来岁。他坐在花园的石栏旁，穿一件深蓝色骑装，左手搭在膝上，右手握着一本合起的书。他没有看向画师，而是略微偏着脸，像是画外有什么东西比完成这幅肖像更值得他留意。

青年看起来很坦率，有些不合时宜的倔强。这样的人适合成为朋友，却不适合寄居在一个依靠隐瞒维持体面的家族里。

画框右下角刻着画师的姓名，旁边还有一行已经很浅的小字：

赠克莱门特，愿你永远留在赫汀。

落款是卢西娅。

“他们关系很好？”我问。

“卢西娅小姐与克莱门特少爷一同长大。”

“塞巴斯蒂安呢？”

“也是。”

“这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诺兰望着画像中的青年：“他们小时候关系很好。”

人们说“小时候”时，往往意味着某种关系后来遭到破坏；如同人们强调一扇门“以前从不上锁”，通常情况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