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〇〇：

二月二十七日，凌晨。

你先前寄出的信在二十五日早晨与埃利奥特治安官的一批公文一同送到。两者都装在相当厚的信封里，内容也都要求我改变目前的做法。

区别在于，你的信我读完了，公文只读到第二页。

你在出发前便写信问我，倘若这次又不能如期回去，准备如何补偿失约。你写下这句话时，还不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却已经替我留下了认错的位置。

至于怎样补偿，我不准备在信里留下白纸黑字。你保存我的信一向仔细，我没有必要再亲手添一份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你可以先把要求记下来，若有一项写了又划掉，最好别把墨迹涂得太黑。我回来后仍想知道你原本打算要什么。

等我回去以后逐条商议——请不要提前把“商议”理解成“全部答应”，尽管你过去经常这样做。

还有，你不必重新提醒我吃早餐。昨日我吃了两次。第二次发生在中午，因此一般也被称作午餐，但在原则上已经足以证明我的配合。

二十五日午后，道路已经能够正常通行，我与埃利奥特治安官去了柯林镇。

鹿铃旅店位于镇子北面，离火车站不远。门楣上悬着一块褪色的木牌，画中的鹿因为多年风吹雨淋，只剩下半只角。旅店一楼兼作酒馆，我们进去时，几名搬运工正围在壁炉旁喝酒。埃利奥特的制服让他们同时安静下来，我的外套则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

看来地方司法在柯林镇比私人侦探更受尊重。这并不意外：前者可以逮捕他们，后者通常只能指出他们为什么应当被逮捕。

旅店老板认出了卢西娅。

准确地说，他先认出的是我拿给他看的画像。那是根据埃弗里家族肖像中的卢西娅临摹出来的，伊莱亚斯在二十四日离开庄园前，已经按自己认出遗体时的印象补上了年龄变化。画像未必完全准确，但老板只看了一会儿，便说她住过七号房。

“登记的名字是什么？”埃利奥特问。

老板从柜台下取出住客名册，翻到十八日那一页，那一行写着“露西·瓦扬”。

卢西娅没有使用自己的姓，而是借用了克莱门特的姓氏。或许是为了纪念他，也可能是为了提醒自己回来的目的。

“她什么时候入住的？”我问。

“十八日下午，最后一班火车到站后。”

“带了多少行李？”

“一只旅行箱和一个小皮包，旅行箱后来被人取走了。”

“谁？”

“她自己叫来的搬运工，我不知道送去了哪里。”

“她离开旅店之后呢？”

“没有办理退房。房费只付到二十一日，她说如果没有回来，剩下的东西可以扔掉。”

老板说这句话时有些不安，他大概意识到，卢西娅入住时就已经考虑过自己可能无法回来。

七号房在二楼尽头，窗户朝向火车站。房间还维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床单没有更换，壁炉里的灰也没有清理。

老板说，卢西娅的房费刚到期不久，房间原本也没有安排新的客人。

埃利奥特对此颇为满意，称赞老板懂得保存现场。

老板没有告诉他，自己只是碰巧还没来得及收拾。我认为没有必要破坏这场难得的相互欣赏。

房间里的私人物品很少。梳妆台上放着一只空水杯，衣柜里留着一件深色披肩，抽屉里还有几张德洛港的旧报纸。壁炉里烧过不少纸，灰烬已经塌陷，无法完整复原，只能从里面找出几块带着数字的纸片，其他内容都辨认不出来。

床边还落着半枚暗红色封蜡，上面的印记并不完整。封蜡边缘粘着一根黑色纤维，和银水壶以及会客室侧门附近发现的很像。我连同封蜡一起收好。

埃利奥特站在我身后。

“三根相同颜色的纤维。”

“三根黑色纤维。”

“区别很大？”

“柯林镇一半的男人穿黑色外套，剩下一半买不起新衣服，只能继续穿已经褪成黑色的旧外套。颜色相同不能证明来自同一件衣物。”

“但值得记录。”

“当然。没有意义的线索也是线索，只是需要对它保持适当的失望。”

我们在壁炉前翻找了一会儿。大部分纸已经烧毁，只有一角厚纸压在木炭下面，没有完全烧掉。上面还剩下一串不完整的数字，格式与卢西娅身上那半张汇款凭证上的编号相同。

她可能在旅店里焚烧过账目，原页还是抄录版暂不确定，或者有人在她离开后烧掉了它们。

窗边的小桌上有两只杯印，边缘留着淡淡的茶渍，看起来至少有一名访客坐过这里。

我请老板叫来负责给七号房送餐的女侍。

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女侍，面对埃利奥特治安官时十分紧张。她先说卢西娅从未见过任何人，后来又说自己可能记错。埃利奥特问得越直接，她的回答便越混乱而不确定。

我让埃利奥特暂时不要说话。

这不是对地方司法的不敬，只是人在面对制服时，往往会努力提供一个听起来正确的答案。埃利奥特虽然不喜欢这个解释，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