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到窗边，由我接着问。

“卢西娅在这里住了多久？”我问。

“十八日下午入住，二十一日下午离开，先生。”

“她每天都在房间里用餐？”

“入住当日是在房里用的。十九日中午下楼吃过一次，后来又回去了。二十日三餐都送进房里。最后一天只要了茶。”

“有人替她送信吗？”

“十八日下午有个车站跑腿的孩子来过，带走一封信。”

老板还保存着当日的递送记录，上面注明收件人是老伯爵。那是她寄给老伯爵的通知信，预告自己会在二十一日午夜前返回庄园。信交到诺兰手里后，被放进伯爵的待阅匣，直到二十一日晚才随晚间公函送入卧室。

带有德洛港邮戳、寄给我的委托信在她抵达柯林镇前便已经寄出，并不是这一封。

“十九日和二十日呢？”

女侍想了想：“没有访客。除了十九日中午下楼吃过一次饭，她大多留在房里。”

“最后一天？”

女侍的表情微变。

“一早有个车站跑腿的孩子送来一封信，老板亲手交给她。孩子没有说寄件人，只说有人托他从车站带来。信封用暗红色火漆封口，没有纹章。女侍记得，卢西娅拆开后读了很久，随后将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留在桌上。给卢西娅的外封后来在桌下找到，已经空了。它比遗体手里那只写着我姓名的白色信封大一圈，足以容纳后者。地址没有变化，变化的可能是外封里的东西。我们将两只信封分别编号。差不多十一点，先来过一位穿短斗篷的先生。”

“随后呢？”

“他离开不久，又来了一位先生。”

“几点？”

“十一点刚过不久。”

“他长什么样子？”

“没有看清。他一直背对门坐着。”

“穿着呢？”

“身材很高，穿深色大衣，戴黑色手套。带着一只皮箱，四个角包着黄铜。”

埃利奥特看向我。

塞巴斯蒂安身材高，惯常穿深色大衣，右手戴着黑色缟玛瑙印戒。克罗夫的皮质文件箱则几乎不离手，箱角同样包有黄铜。莫雷医生也携带外形相近的药箱。

这个描述再次照顾到了每一名嫌疑人。

“他说话了吗？”我问。

“很少。声音压得很低。”

“有没有口音？”

“没有，至少我听不出来。”

“右手还是左手拿箱子？”

“左手。”

“为什么记得？”

“因为他的右手放在桌上。”女侍回答，“他脱掉一只手套喝茶，手上戴着一枚黑色戒指。”

埃利奥特问：“什么形状？”

女侍看见制服重新加入询问，肩膀又紧了一下：“我不知道。”

“有家徽吗？”

“不记得。”

“边缘是否缺了一角？”

“我没有看那么仔细。”

埃利奥特显然还想继续，我先问：“如果让你从几枚戒指中选择，能认出来吗？”

女侍犹豫很久，最终摇头。

“很好。”我说。

埃利奥特皱眉。

“这哪里好？”

“她不知道的时候愿意承认不知道，总比挑中我们最希望她挑中的那一枚好。”

如果一个证人在反复暗示下认出了塞巴斯蒂安的印戒，案情或许会因此简单许多，却未必更接近真相。我宁可暂时保留一枚模糊的黑色戒指，也不愿得到一个由提问者亲手制造的答案。

女侍继续回忆，第二名男人与卢西娅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期间没有争吵，只在快结束时，卢西娅的声音提高了一次。

她说不清卢西娅讲了什么，只听见最后一句：

“十八年前你也这样答应过。”

男人没有回应。

短斗篷访客离开大约十分钟后，卢西娅拉响铃绳，要求送一壶热水。厨房一时没有准备好。第二名男人抵达时，厨房恰好烧好了热水。

会面尚未结束，女侍端着铜壶上楼。卢西娅听见脚步声，走到楼梯转角接水，并低声询问后门的马车是否已经备好。七号房的门留着一道缝，女侍从门外看见那名男人站在桌边，右手拿着银水壶，左手搭在壶盖上。等她与卢西娅重新进门时，男人已经把水壶放回原处，只说壶身上的纹章很眼熟。

“他打开过银盖吗？”埃利奥特问。

“我没有看清。”

“拿了多久？”

“不到一分钟。”

这是接触水壶的机会。

但短斗篷访客比他更早进入房间，也有机会在女侍离开时接触水壶。黑色手套同样可以解释银盖螺纹里的纤维。机会并不等于行为。

“他离开时戴上手套了吗？”我问。

“戴了。”

“哪一只手拿文件箱？”

“还是左手。”

“马车呢？”

“停在马厩外，没有家徽。车夫一直没有下来。”

“你能认出车夫吗？”

“如果再见到，也许可以。”

这一次，埃利奥特没有追问“也许